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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以学术铸造时代精神
2014年06月30日 11: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  当今争鸣不易,没有办好事的公心,没有予他人的宽容,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规则意识,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坐而论道、百家争鸣!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

作者简介:

  当今争鸣不易,没有办好事的公心,没有予他人的宽容,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规则意识,人们很难心平气和坐而论道、百家争鸣!所幸,“争鸣”版开办五周年以来,得学界热心人士的指导和鼓励、“捧场”和“砸场”、“热议”和“冷嘲”,学坛内外、问学辨理,盘点下来,这个版面也是如此洋洋洒洒、蔚为可观。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办好我们自己的园地。 

 

  关键词一:“普世价值” 

  2008年以来,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和争鸣日渐凸显。《中国社会科学报》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从理论导向上引领了这场讨论的健康发展。围绕此问题展开的论争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肯定者认为,“普世价值”不仅存在,而且是人类社会美好的愿望与长期不懈的追求。否定者认为,任何价值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人类社会根本没有绝对的、永恒的、适应于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学者沈江平等认为,脱离观念所指与现实的主体诉求,抽象谈论“普世价值”,永远是伪命题。

  2.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是不是“普世价值”?有论者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就是“普世价值”。侯惠勤、李文阁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在内容、性质、实现路径上具有本质区别。把这些看作超阶级、超国家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国家推行世界霸权的文化策略。

  3.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如何对待“普世价值”?有论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普世价值”,现代的民主、正义、共赢等就是“普世价值”。否定此观点者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普世价值”。相反,它必须以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为自己的历史起点。资本主义绝不会赞同共产主义是“普世价值”。

  4.“普世价值”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同时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策略?有学者认为,“普世价值”的探讨与论争是纯学术性质的,要否定“普世价值”就要从学术层面论辩。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解构“普世价值”的理论立场》一文立足理论学术视角,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维度,厘清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的根本分野。

  这场论争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化折射,《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释疑解惑,正本清源,为学界指明了正确方向。

  (王福民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二: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已过去20多年了,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迄今仍未结束。各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并非史料不足或真相不明,而是源于世界观及历史观的不同和对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3、17日发表郑秋实《决不能为戈尔巴乔夫的方向路线错误作辩护——评左凤荣对苏联剧变教训的片面解读》以及2014年2月24日发表汪亭友《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贯穿苏联演变研究》等文章,较好地反映并解释了这类现象和问题。文章对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教训等提出有说服力的见解,同时点明一些人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路线辩护的实质是要为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

  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历史观在苏联剧变研究上有诸多表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种立场、指导思想与认识方法的对立。一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主张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力求客观全面看待苏联剧变,包括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另一种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孤立片面看待苏联剧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和成就,丑化、污蔑乃至攻击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罪责甚至唱赞歌。后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当下苏联问题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突出表现和主要原因。

  苏联剧变研究产生分歧的原因有多方面表现,但要看到因立场、指导思想、认识方法不同而产生分歧乃至争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个别孤立的现象,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这样的对立和斗争。如果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不但得不出正确结论,反而有可能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邪路,而一些人曲解苏联历史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汪亭友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三:国学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兴起的国学研究已向深入推进,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组建了研究平台或教学班,推动国学向规范性的学科发展。国学及其学科化倾向,成为学术界乃至社会热点问题,在不同层面引发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及时跟进、关注,刊发多篇讨论国学的文章,围绕国学、儒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国学能否成为成熟学科等问题进行争鸣。

  正方学者认为,国学、儒学的基本精神包括现代社会的基本道德精神和组织原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学、儒学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固本之学。现在提倡国学就是要正本清源,回归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在回归中创新。以国学为代表的优秀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源”和“流”的关系。“国学”是在科际整合的基础上,对整体中华文化和传统学术进行综合研讨的基本学科。

  反方学者则认为,国学、儒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具有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从国学、儒学中可以汲取某些营养,但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源泉,主要应是中华各民族创建发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提炼出新的中华文化。国学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与学术研究对象,“国学学科”的基本内涵、知识体系、基本方法等问题尚未廓清。此外,还有学者就目前已经设立国学学科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强调应立足于当代的“今学”话语去讨论国学及其学科的建设问题。

  综观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知识界提出复兴国学,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自信。同时,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关系,仍是学界激烈讨论的核心问题。我们相信,随着国学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这场争鸣势必会得出一个更趋合理的结论。

  (孙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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