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新型智库有效精准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从事思想产品生产、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政策研究机构发挥着重要的牵引、连接和枢纽作用。

　　身份双重性有助于“政—智”连接

　　在新型智库体系中，政策研究机构既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他类型智库与决策机构对接的重要平台、嵌入决策系统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双重性。这体现在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一方面，在明确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把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在内，并且将其放在了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部分，强调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决策服务能力，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政策研究机构要围绕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定期发布决策需求信息，通过项目招标、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方式，引导相关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工作”，“中央政研室、中央财办、中央外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要加强与智库的沟通联系，高度重视、充分运用智库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其智库指导者和需求方地位。与通常意义上智库是决策机构的“外脑”不同，政策研究机构往往集文稿起草、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直接为领导服务，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决策部门的“内脑”。

　　一般说来，新型智库与决策机构之间的对接有两种方式，即直接对接与间接对接。当前，由于智库的发展成熟程度不够，对于大多数智库而言，与决策机构更多的是间接对接，即需要政策研究机构的传递。政策研究机构既是智库课题的发包方，也是课题成果的需求方，是智库成果进入决策者视野、进行政策性转化的重要渠道。一方面，政策研究机构通过编辑报送内参等方式，把智库的研究成果报送领导参阅，智库报告要抵达决策者需要经过筛选和认可。另一方面，智库成果被决策者认可之后，往往会通过批示的方式，批转政策研究或实际工作部门阅研、阅处、研究，对于如何研究、如何吸收、转化什么、转化多少，政策研究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无论是智库成果的输入还是输出，政策研究机构都发挥着重要的传感作用。从广义上说，政策研究机构也是智库，与其他智库是“智—智”关系；从狭义上说，政策研究机构是决策机构的延伸，与其他智库是“政—智”关系，在智库对接决策咨询需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地方政府建设智库的热情很高，但还存在一些成果质量不高、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这既有自身原因，主要是内部治理机制没跟上；也有外部原因，主要是在供需对接上出了问题，供需对接不畅是制约新型智库发展的重要瓶颈。具体表现在：对智库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着上“热”下“冷”、 “智”热“政”冷现象，政策咨询会被用来“装门面”、“做姿态”、“走形式”；供需匹配的契合度不高，不少智库产品与党政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存在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现象；沟通交流的频度不高，有些地方政府依靠熟人和圈子找决策咨询专家，智库靠“猜测”、“揣摩”来对接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部分智库苦于找不到产品输出接口，只能通过“搭台子”等，吸引眼球、获取关注；成果转化的力度不足，相关部门尚未形成优秀智库成果转化的规范程序和跟踪机制，致使不少优秀的智库成果被一“阅”了之，束之高阁，得不到深度转化有效应用。实践证明，智库必须能够有效地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否则，就有可能像一辆只踏油门挂不上挡的汽车，看似轰轰烈烈，实则原地踏步，导致智力空投、机构空转，难以形成政策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