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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文明的学术品格——读杨匡汉《古典的回响》
2016年09月05日 07:44 来源:文艺报 作者:古远清 字号

内容摘要:他用《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一类有深度的文学论著,让华文文学研究突破作家作品评论的框架,拥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文学研究空间。

关键词:学术品格;文明;古典的回响;文学;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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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海峡两岸文学比较》《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一类有深度的文学论著,让华文文学研究突破作家作品评论的框架,拥有了更广阔更深邃的文学研究空间。他又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专著《古典的回响》,让中国当代文学对接传统与追寻崇高的境界,让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得到有机契合。他还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的“三新”,为当代文学家探索着一条通向文学经典的道路。

  在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华文文学评论界,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叫杨匡汉。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再到《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辩》,足以证明杨匡汉的批评空间在不断扩大,不断深化。他以思辨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立足于评论界,是一位有学术个性的评论家。

  在地域文学意义上,北京一向被视为文学研究精英的聚集地。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新时期先后涌现了刘再复、张炯、杨义、杨匡汉、白烨等著名学者。他们写作和出版了一批选题新颖、论述深刻、研究方法不断出新的论著,在中国当代文坛形成了一股冲击波。和张炯、杨义等人不同的是,杨匡汉还多了一块华文文学研究领域。杨匡汉研究华文文学,不以个案研究见长。他无论是对论题的深挖,还是对表现方式的追求,都体现了不竭的创造力和守护文明的学术品格。

  杨匡汉是从写诗评走向文学评论道路的,因而他首先是一位诗论家。他对郭小川、艾青诗作的研究和后来写的《缪斯的空间》《中国新诗学》,证明他在诗歌观念更新和诗学体系建构上,走在他人前面。杨匡汉更是一位当代文学研究家。他从诗评、诗学扩大到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以至一度成为新潮文艺的弄潮儿之一。然而杨匡汉的理论探求不满足于“新”,也不限于主编《共和国五十年》《九十年代文学观察》那样的著作。他从不关起门来建构体系。即使建构体系,他也十分注重对当下文学的诊断,这诊断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深知,如今的文学充满了喧哗与躁动,城头不时变幻大王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受着“西学东渐”的风气之重,因而作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打破或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自己的作品对接传统,具有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艺术上达的维度。在现代性的视域与文学语境中,杨匡汉认为要反对文化的霸权主义,同时要反对文化关闭主义,要抵制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这三种“主义”都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海纳百川的胸襟不相容。作者历来鼓励和而不同,并期待时空共享。在《古典的回响·弁言》中,出于对文学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杨匡汉对当前抛弃传统的创作弊端,勇敢地亮出自己的锋芒。有人说,当下的文学批评缺钙,杨匡汉的评论却是有血有骨,有自己的鲜明主体性。他对不良创作倾向进行分析和批评,从而把自己与某些人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把批评作为利益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做法区别开来。

  多年前杨匡汉就对文学经典问题发表过意见,认为当下创作的确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在繁荣后面存在着危机,危机就是精品寥若晨星,鲜有经典性的文本。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对于可以上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应具备哪些条件?杨匡汉认为:

  原创的,即对文化/文学发展有建树意义,有较高的认知价值的;

  “归赵”的,即曾经被遗忘、被埋没的文学精灵,经过打捞而“完璧归赵”的;

  积淀的,即长时期能受到普遍关注的,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

  “张力”的,即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识,能以有深度的陌生化形态,体现中华文化经验与人类普适价值相绾结且呈示张力的;

  艺术的,即鲁迅说的“技巧的上达”……

  如符合上面的条件,那么,在远远近近的华文文学传统中,便可以选出“经典”。杨匡汉这一看法,对当下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或诗人来说,都可从中得到精神启示和力量,会被上述论述所感染、所激励、所打动,并激发起他们创作经典性作品的潜力和活力。

  有人认为杨匡汉是学者型评论家,其实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带了不少博士生的教授,他当然是学者。但与一般学者型评论家确实有所不同,即杨匡汉用的是矻矻穷年的真功夫。读他这部新著,足见他处处勤于独立思考,尤其是他将美学理论引进到文学评论中,使不少见解带有美学的深度,比如他谈新诗学的基础时提出,认为作为文艺学的一门分支,其理论基础离不开哲学,离不开统一与多样大存在的“文学地理”,更离不开“汉字思维”,即它的学科框架不应建立在单纯的艺术技巧上。谈到思想资源,他认为作家的哲学思考应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种“三拒绝”与“三呼唤”,和他论述的美学资源是接轨的。他还进一步引出人文精神的追求,认为文明进步必须有仁、义、礼、智作支撑,视之为创作走出污浊、告别浅薄,获得文字雅洁的必经之路。杨匡汉这种思考与追求,让读者学到了“延续与回翔”的辩证法。在第二章中,从“追忆历史”到“追寻崇高”,可以看到他阐释“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路径,条理清晰的论述,打开了作家心灵中的一扇窗户,令人产生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当前的评论家,除媒体派外,还有所谓作协派和学院派。他们的特点据说是媒体派重“商”,作协派多“时评”,而学院派可用一个“呆”字概括。杨匡汉无疑属于学院派,他的论著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但他的文字不呆板,相反,行文充满了灵性与诗性,有时还擅用意象思维,用一系列的排比句,给人诗的享受。有些地方又穿插了一些市井故事,增加了理论著作的可读性。至于有些标题,如“鸣凤藻耀”、“饮之太和”,读者可能会感到难懂,但如果看了他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别出心裁地用对话形式写的《莫言的聊斋》一节,让莫言和蒲松龄进行超时空的会谈,探悉“现代”与“古典”的联系,读来别有一番兴味。总之,杨匡汉这本专著书名虽有“古典”二字,但作者的着重点是在当今的“回响”,每章每节都可看到这位学者用人文精神考察当代文学创作的踪迹,让读者内心深处产生作者是“永远的心灵朋友”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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