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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地考辨
2014年01月24日 10: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06日第520期 作者:赵保佑 字号

内容摘要:【核心提示】如果司马光肯定了上述记载是“寓居襄阳隆中”,那就和“躬耕南阳”风马牛不相及,二者是不同时间段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刘备在荆州”不一定是在襄阳,因为按照“襄阳说”的观点,荆州是州名,襄阳、南阳、新野、宛县都是荆州所辖,而史书记载刘备当时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襄阳晋见刘表以外,主要是活动于汉水以北的南阳郡一带。第四,通观《资治通鉴》上述文字,司马光只字没有否定和怀疑诸葛亮“躬耕南阳”地望所在的话语,没有涉及隆中与“南阳”的归属关系,后文涉及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后出师表》“困于南阳”的时候,司马光均原文照录,没有做任何注释和改动。

关键词:司马光;诸葛亮;襄阳隆中;躬耕南阳;行政区划;寓居襄阳;史料;时间段发生;二者是;记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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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如果司马光肯定了上述记载是“寓居襄阳隆中”,那就和“躬耕南阳”风马牛不相及,二者是不同时间段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   

  如果司马光肯定了上述记载是“寓居襄阳隆中”,那就和“躬耕南阳”风马牛不相及,二者是不同时间段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   

  《资治通鉴》记载有“臣本布衣,躬耕南阳”和“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此处及后面有关《资治通鉴》的原文均引自于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资治通鉴》)之说,但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儿,至今未有定论。历史学家推断,河南南阳、湖北襄阳最为可能。其中,“襄阳说”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资治通鉴》中有关诸葛亮的记载。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呢?这些史料真的能将诸葛亮“躬耕南阳”理解成“躬耕于襄阳隆中”吗?笔者仔细研读《资治通鉴》中与之相关的部分后认为《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恰恰是“南阳说”的有利注脚。   

  第一,《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于陈寿《三国志》和习凿齿《襄阳记》,司马光没有添加任何新的史料。我们如果抛开对陈寿《三国志》和习凿齿《襄阳记》的研究而孤立地论述《资治通鉴》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南阳和襄阳两说中任何一方的证据,就有点舍本求末了。不仅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还舍弃了裴松之注中许多与《三国志》记载相矛盾的史料。由于《资治通鉴》的成书时间远远晚于《三国志》以及其他魏晋史书,文字数量也少于后者。所以,《资治通鉴》不是记载诸葛亮有关活动的原始史料,也不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史料。它不能作为诸葛亮躬耕于何地的证据,只是司马光这位史学大师对此问题的一种看法、态度和观点而已。   

  第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点明:“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是诸葛亮早期随其叔父诸葛玄生活,说明两人一起到过襄阳。二是诸葛亮在襄阳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安初年,而非其他时间段。三是司马光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寓居”而不用“躬耕”?“寓居”不是“躬耕”的同义词,司马光应该是清楚的。四是司马光清楚地点明了“襄阳隆中”这个地点,对这个令 “襄阳说”非常头疼的史料,有人解释这是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因为宋代隆中已经划归襄阳县管辖了,所以司马光说“寓居襄阳隆中”。这个观点显然有点牵强,因为在以往的争论中,“襄阳说”习惯性地强调凡后世提及的与诸葛亮有关的“南阳”,都是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而不是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细看《资治通鉴》,所有行政区划、地名归属均引用原文,按事件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记述,没有一个是按北宋行政区划对原始记载进行改动的。所以,这个“寓居襄阳隆中”就是《资治通鉴》对东汉末年隆中区划归属问题的最明确阐述。如果司马光肯定了上述记载是“寓居襄阳隆中”,那就和“躬耕南阳”风马牛不相及,二者是不同时间段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情。   

  第三,《资治通鉴》接下来写道:“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这与习凿齿《襄阳记》提及的“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不同。很明显,司马光在这里有意模糊刘备见司马徽的地点,并巧妙地回避了后文“此间自有伏龙、凤雏”的具体所指。“刘备在荆州”不一定是在襄阳,因为按照“襄阳说”的观点,荆州是州名,襄阳、南阳、新野、宛县都是荆州所辖,而史书记载刘备当时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襄阳晋见刘表以外,主要是活动于汉水以北的南阳郡一带。严格来讲,《襄阳记》所记载的人物虽然是东晋襄阳郡的人物,但记载这些人物的活动大都不在襄阳,况且襄阳郡的管辖范围东晋时期已经到了汉水北岸原东汉南阳郡的地界。所以,以《襄阳记》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而断定“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在隆中的观点有些牵强。   

  第四,通观《资治通鉴》上述文字,司马光只字没有否定和怀疑诸葛亮“躬耕南阳”地望所在的话语,没有涉及隆中与“南阳”的归属关系,后文涉及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后出师表》“困于南阳”的时候,司马光均原文照录,没有做任何注释和改动。北宋时期“南阳”地理位置非常清楚,宛县已经改名为南阳县,在南阳与襄阳隆中没有丝毫瓜葛的前提下,司马光这位史学大师对此没有任何不同看法,没有提出对“躬耕南阳”的任何异议是顺理成章的。由此看来,我们只能说《资治通鉴》是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襄阳隆中仅仅是其躬耕南阳前的“寓居”之地。   

  第五,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提及“南阳”这个地名,其地理指向非常清楚。如卷五十九:“(孙)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慄,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资治通鉴》这里提及的“南阳”显然就是南阳太守张咨所据的“南阳城”以及包括宛县在内的一小片地区,不可能是南阳郡,更不可能是指南阳郡所辖的任何不包括宛城在内的另外一个小地方,尤其是汉水南岸的隆中。我们在《资治通鉴》中找不到一个用“南阳”来代指不包括宛县在内的一个小地方的例子。当然,我们承认《资治通鉴》所用的“南阳”有时候不是单指郡治宛城一个地方,或者是南阳郡,或者是数县之地。但是,不管这个“南阳”包括多大的一块儿地区,宛城总是位列“南阳”其中,而绝不可能出现将郡治宛县排除在外而专指类似隆中这样一个“属于”南阳郡小地方用“南阳”代指的事例。更何况“隆中属于南阳郡”这个命题也是“襄阳说”极难跨越的一个门槛,隆中属不属于南阳郡还在两可之间,“襄阳说”凭什么就能认定“南阳”就是隆中呢?   

  总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对诸葛亮“躬耕南阳”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将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确认定为“襄阳隆中”;明确将诸葛亮在这里的活动定性为“寓居”而非“躬耕”;明确将诸葛亮与襄阳人士往来的时间确定为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的“建安初”;同时,摈弃和修订了一些前世杂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记载,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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